七绝古诗大全8篇
七绝古诗大全篇1:名人故事：郭沫若写诗帮同学_400字
郭沫若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于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古镇——沙湾。
郭沫若四岁半便进“绥山馆”读书，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春秋。郭沫若在私塾先生的训导下，读《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许多古书。因此，他不到七岁，就已能写出满不错的对联和诗词。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就十分同情家庭困难的同学。有一天，他碰到在乐山太平场读书的好友余童生，只见小余表情沮丧，仔细一问，才知他因交不起学费，被迫退学了。郭沫若心想，小余聪明好学，很有抱负，如今中途辍学，多可惜呀！于是，他温情脉脉地安慰小余说：“别难过，我去找私塾先生求求情，让他免费收下你。”说罢，当场作了一副对联，送给了私塾先生。
谁知，私塾先生接过对联，只看了两眼，就无动于衷地扔到了一边。郭沫若急了，又研墨挥毫，作了一首七绝《怜余童生》：“学海茫茫庭院森，无银不敢拜大成。吾望吾师施恩典，同病相怜应有人。”
私塾先生读了这首情深意切的七绝诗，深受感动，不久就免了余童生的学费，使他得以继续念书。
七绝古诗大全篇2:宋应星生平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奉新县北乡雅溪牌坊村（今宋埠镇牌楼村人）。其曾祖父宋景，明正德、嘉靖年间，累官吏、工二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入为左都御史。祖父宋承庆，字道征，县学禀膳生员。父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庠生。弟兄4人，胞兄宋应升，同父异母兄宋应鼎、弟宋应晶。幼年时期，与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家塾中读书8年，勤奋好学，资质特异。一次因故起床很迟，应升已将限文7篇熟读背完，他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琅琅成诵，一字不差，使馆师大为惊叹。年纪稍大，肆力钻研十三经传，至于关、闽、濂、洛各理学学派，也都能掌握其精液脉络之所在。学古文则自周、秦、汉、唐及《史记》《左传》《战国策》乃至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与宋应升同举江西乡试，两人同榜考中举人，他名列第三。当时全省有1万余人应试，在考中的109人中，奉新只有宋应星兄弟2人，故有“二宋”之称。同年冬，他俩赴京师参加次年春天的全国会试，结果没有考中。事后得知有人舞弊，状元的考卷竟是别人代作。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宋应星兄弟又一次上京赶考，仍未考中。嗣后，他对功名逐渐冷淡下来，而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总结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为编篡一部科技巨著积累资料。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任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撰《野议》，著《画音归正》。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四月，写成《天工开物》，刊出；六月，著述《论气第八种》；七月，写作《谈天第九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改为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调升亳州知州，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改任滁和道南瑞兵巡道，创作《思怜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夏，甲申之变，明朝覆灭，清兵入关，他即弃官归里，以文字著述自娱，遂不复出。宋应星著述颇富，其代表作《天工开物》，最早版本为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刻印，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上、中、下3部，原有20卷，只刊刻18卷，分别叙述了有关我国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舟青、曲蘖、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产和制造过程，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从民用机械到国防武器，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应有尽有，内容广博，文字简洁，插图生动，别具一格，堪称我国古代不朽的科技宏著。已以中、日、法、英、德等国文字传遍全世界，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英译本称其为“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学”，日译本则称其为“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可见其声誉之高。宋应星的著作，除《天工开物》和《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外，还有《画音归正》《卮言十种》《杂色文原耗》《美利笺》《春秋戎狄解》以及未刊的《观象》《乐律》等，都已失传。
（一）宋应星生活的时代公元16—17世纪，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上，首先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高产地区由过去的“苏杭熟，天下足”，扩大到“湖广熟，天下足”。其次，普遍推广了经济作物的种植。棉花的种植，从南方推广到北方，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各省都已成为产棉区，特别是江南的松江地区“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开始种植番薯和玉蜀黍等高产作物，如江浙、福建等地盛植番薯。公元16世纪烟草传入中国，一路由日本经朝鲜传入东北，一路由吕宋传入福建、广东。明末已是普遍种植和吸食了。这时，花生也由巴西传入我国，开始种植。太湖地区的蚕桑业，闽广地区的甘蔗、蓼蓝、漆和各种油料作物，产量都得到了提高。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推广，一方面为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市场，另一方面缩小了粮食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商品化范围。譬如：湖州地区农民种桑是为了出卖桑叶喂蚕，蚕结茧缫丝可供纺织绸缎，所以，苏州地区的丝织业依赖湖州的蚕丝，湖广地区的稻米要送往江浙一带，来自山东、河南地区的棉花供给松江的棉织业。这些被出卖的蚕丝、棉花、粮食，都已变成了商品。伴随棉织和丝织业的大发展，生产工具也在逐步改进。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轧棉的搅车，产量是元朝的几倍。民谣说：“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在今浙江嘉善）纱。”每年供应宫廷、官吏、军队等的1500万—2000万匹棉布，由实物税改为折征银两，政府再到市场上去购买，反映了棉布的商品化。松江地区的棉布，已是“衣被天下”。棉纺织业已成了农家的主业，甚至城内也兴起纺织业。江南有些地区的丝织业已经与原料生产分化，丝织品和原料都已成为商品。在湖州城内出现了专以机织为主的手工业者——机户，农民把蚕丝卖给机户，机户把蚕丝织成丝织品卖给商人，商人再到四方行销。至此家庭手工业已经是商品化了。手工业工匠由服徭役改为征银，促进了民间独立手工业的发展。在采矿业中，民矿迅速发展，门头沟的煤窑，绝大部分都是民营。制瓷业中，民窑逐渐代替了官窑，景德镇的瓷窑，民窑有900座，占总窑数的93.95%。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以某种行业著称的城市开始出现，江西景德镇以制瓷著称，铅山以造纸著称，广东佛山以冶铁著称，湖北汉口以商业著称。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都以丝织业著称。特别是盛泽镇，从五六十户人家，发展到拥有5万人口的大镇。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第18回《施闰泽滩阙遇友》描写盛泽镇：“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脚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松江的枫泾镇、朱泾镇、朱家角镇，则以棉织业著称。商业城市集中于运河和长江两岸，北方少南方多，南北并不平衡。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商人数量增加，商人在各地设立会馆（或同乡会馆），组成各种商帮，从事于转运贩卖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少数商人是拥有几十万至一百万银两资本的大商人，分为北南两大系统，北系的代表是西商，即山西商人，南系是徽商，即安徽商人。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有的商人收购大宗棉花、棉布、粮食、甘蔗、茶叶等进行加工，直接投资于手工业。譬如有的商人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带到福州织造，这种商业资本标志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白银代替了钱钞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江南地区，特别是苏、松、嘉、湖、杭地区商品经济的明显发展，创造了资本主义萌芽条件。在苏松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苏州出现了拥有二十余张或四十余张织机的机户，雇佣数十个工人从事生产，这样的机户就是最初的产业资本家。《醒世恒言》里的《施润泽滩阙遇友》一回中的施复夫妇，家中就有三四十张织机，还雇了许多工人，他已经是一个资本家了。在苏州城内有数千个机工（织工）和数千名染工，他们都是不靠土地生活，自己没有织机，受雇于人，“得业则生，失业则死”，“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完全与生产资料脱离，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他们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所得报酬是“计日受值”。这些机工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成为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的雇佣工人。资本主义萌芽只局限于苏州的丝织业等江南地区的少数城市和少数行业，非常微弱，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气息。但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了未来社会的新的曙光。因此，公元16—17世纪，是“天崩地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这个时代不仅兴起了启蒙社会思潮，还兴起了启蒙科学思潮。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杰出的科学家，写出了一些著名的科学著作，在医药、农业、手工业及地理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1518—1593），湖北蕲州人，毕生以行医为业，采访四方，阅书800余种，写成《本草纲目》52卷。该书190余万字，记载药物1892种，比以前新增374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1100余幅，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全面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我国药物学的巨大成就，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的药物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是明代卓越的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和农学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在农学方面，留下了一部巨大著作——《农政全书》。该书60卷，约70余万字，内容比以前所有农书都要全面，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特别对于番薯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作了重点的介绍，对屯垦、水利工程及备荒三项作了系统的叙述。书中大量保存了《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并且还有所增补。这部书不仅整理总结了古代农书，而且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富有实践的科学精神，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书。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明确肯定物质世界是独立存在的，说“天下唯器而已”，“器”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无其器则无其道”，“道”是指事物规律。又说“理在气中”，“理”是指事物的规律，“气”是指客观事物。这样就在“道”、“器”或“理”、“气”的问题上，批判了宋、明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的认识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外界事物的存在不以人的认识与否为转移。他以浙江的山为例指出，不管人们是否看见山，山都是存在的。此外，王夫之在《噩梦》中还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认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人民生长在土地上耕种土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这是很进步的见解。
（二）宋应星的早年经历宋应星的祖先在元代（1260—1368）以前本姓熊。元、明之际（十三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熊德甫就任南昌府丰城驿宰，娶当地宋氏为妻，因避兵乱，就改姓他妻子的宋姓，迁居在奉新县东雅溪（今潦水）沿岸。明代以后，宋德甫和他的后人便世代定居在奉新北乡的雅溪南岸务农。宋德甫一家到雅溪定居后，乘明初政府鼓励垦荒之际，开发了附近的土地，种植桑麻、水稻、兼营养蚕，逐渐成为经营地主。宋德甫以下五辈传至宋迪嘉，都是靠经营土地、养蚕发迹的。宋迪嘉之子，宋应星的曾祖宋景（1476—1547），字以贤，号南塘，公元1505年中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他为官清廉，曾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政策。他的家族被封荫，从此宋家成为官僚地主家庭。宋景有五个儿子，第三子宋承庆（1522—1547），是宋应星的祖父。宋承庆字道徵，号思南，自幼在本县为庠生（秀才），博学能文，娶龙潭黄氏，继娶泥湾顾氏，顾氏生宋国霖（1547—1629），就是宋应星的父亲。宋承庆在27岁时早逝，只留下孤子宋国霖。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不到一周岁时就已丧父，由母亲顾氏抚养，后在叔叔宋和庆（1524—1611）照养下成人，少补诸生，在庠40年，一生都是秀才，没有做官。从宋景到宋承庆一代人时，宋家还是繁华府第，用人前呼后应，具有阁臣府第气派，但是，到了宋国霖时，家境逐渐萧条下来。宋国霖有4个儿子，长子宋应升（1578—1646），字元礼；次子宋应鼎（1582—1629），字次九，号铉玉，是甘氏所生，在本县为庠生，没有做官；三子宋应星，与应升是魏氏（1555—1632）所生；幼子宋应晶，字幼含，为王氏所生，副贡生，后来绝意科举，迁居到县城。宋应星小时候和大哥宋应升一起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读书。宋和庆于公元1569年中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不久就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接着，兄弟二人又投师于族叔宋国祚，和他们的族侄宋士逵，宋士达等人一起就学。宋应星幼时先学诗文，又学经史子书，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宋应星喜欢游历，和哥哥宋应升等人结伙游历的地方有县城北的狮山，再往西北50里的越王山。越王山南的会埠，有宋家的大片地产。县城西120里的百丈山，是全县最高的山，山上有百丈寺等名胜古迹，有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们的诗文碑刻。北乡以东是新建的，那里有宋家的亲友。再东行80里是省城南昌。宋应星自幼聪明伶俐，几岁就能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和长辈们喜爱。宋应星后来又和宋应开、堂叔宋国璋（宋和庚子）、族侄宋士中及本县的廖邦英等人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1558—1638）。后来，宋应星又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十三经和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宋应星在哲学方面，最推崇的是张载（1020—1077）的关学。张载是北宋凤翔
七绝古诗大全篇3:王昌龄的一生_1200字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
话说唐代出了个“七绝圣手”王昌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他于开元十五年中了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调汜水尉，后因故遭贬岭南。开元二十八年为江宁县丞，人称“王江宁”，天宝七年又贬为龙标尉，人称“王龙标”。他的诗含蓄深婉、浑厚明快，人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王昌龄看到当时社会如此黑暗，到处是贪官，那受苦的农民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觉得自己很没用，只能写诗发发牢骚。
他在边塞从军的时候，骑马巡边，满目苍凉，心中烦闷，就信马由缰，走了不知多久，离开唐军驻地已经十分遥远，他正要回转马头，忽然看见在一片广漠的边塞之上，一座边城的西边，一座百尺高的烽火楼上，一个唐军戍卒孤独地走上
七绝古诗大全篇4: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
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赏析这首七绝，是李白写给他的好友王昌龄的，题为《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今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
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一首短短四句的抒情短章，感情的分量却相当沉重。
它一开头便择取两种富有地方特征的事物，描绘出南国的暮春景象，烘托出一种哀伤愁恻的气氛。杨花即柳絮。子规是杜鹃鸟的别名，相传这种鸟是蜀王杜宇的精魂所化，鸣声异常凄切动人。龙标在这里指王昌龄，以官名作为称呼是唐以来文人中的一种风气。五溪为湘黔交界处的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在唐代，这一带还被看作荒僻边远的不毛之地，也正是王昌龄要去的贬所。这起首二句看似平淡，实际却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它既写了时令，也写了气氛，既点明题目，又为下二句抒情张本。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二句紧承上文，集中抒写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情怀。“风”字亦作“君”。这里所谓“夜郎”并不是指汉代的夜郎国，而是指隋代的夜郎县，其地当在今湖南辰溪一带（见《舆地纪胜》卷七十一）；而龙标恰恰在辰溪以西，所以才有“直到夜郎西”的说法。句中“愁心”二字也是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值得细细玩味。诗人为什么满怀愁思呢？不妨说，这里既有对老友遭遇的深刻忧虑，也有对当时现实的愤慨不平，有恳切的思念，也有热诚的关怀。
王昌龄贬官前为江宁丞，去龙标是由江宁溯江而上的；远在扬州、行止不定的诗人自然无法与老友当面话别，只好把一片深情托付给千里明月，向老友遥致思念之忧了。
借明月以抒发了思念家乡怀念朋友的感情，这种联想和表现手法在李白以前的诗作中便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鲍照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汤惠休《怨诗行》：“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中也有“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之句。但拿它们和李白这两句诗相比，李诗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前代诗人还只是在看到明月之后联想到异地的亲友或进而想托明月寄去自己的一片深情，而李白在这里不仅要托月寄情，而且要让明月作为自己的替身，伴随着不幸的友人一直去到那夜郎以西边远荒凉的所在。
中国古诗的体裁至唐代而大备。作为一代宗匠的李白，无论对于哪种体裁，用起来无不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不过其中尤以歌行和七绝的精湛成就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在李白集中，题材是怀人赠别而体裁又是七绝的多达数十首，但绝无一首构思或表现方法雷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用“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寓情于景，“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衡卿》）情景交融。不管用哪种手法，都能真切而生动地传达出作者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使人回味无穷；而本篇则以想象的驰骋和构思的别致在同类诗篇中独具一格。诗人匠心独运和技巧之娴熟，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七绝古诗大全篇5: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赏析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游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历来传颂的名篇，这首诗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写诗人送别友人时无限依恋的感情，也写出祖国河山的壮丽美好。
诗的起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紧扣题旨，点明送行的地点及自己与被送者的关系。“故人”一词说明了两位诗人的深厚情谊。“黄鹤楼”是天下名胜，是诗人墨客流连聚会之所，又是传说中仙人乘鹤升天之处。而今两位潇洒飘逸的诗人在此道别，更带有诗意和浪漫色彩。第二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紧承首句，写送行的时令与被送者要去的地方。“扬州”是东南都会，自古繁华，而“三月”又正是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季节。诗人用“烟花”修饰“三月”，不仅传神地写出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的阳春特色，也使人联想到处在开元盛世的扬州，那花团锦簇、绣户珠帘，繁荣而又太平的景象。孟浩然要去的地方真是好地方，时间也选择得恰当。李白对友人的这次旅游自然十分欣羡。“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清丽明快的诗句，正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愉快与向往。但李白又是富于感情的诗人，当友人扬帆远去的时候，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从《李太白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孟浩然之间有着不少赠答诗。在《赠孟浩然》中，李白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可见李白对孟浩然是多么敬佩，两人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诗的第三、四句正是写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表面看来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其实却有着诗人鲜明的形象。“孤帆”绝不是说浩瀚的长江上只有一只帆船，而是写诗人的全部注意力和感情只集中在友人乘坐的那一只帆船上。诗人在黄鹤楼边送行，看着友人乘坐的船挂起风帆，渐去渐远，越去越小，越去越模糊了，只剩下一点影子了，最后终于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而诗人仍然久久伫立，目送流向天际的江水，似乎要把自己的一片情意托付江水，陪随行舟，将友人送到目的地。这两句诗表达了多么深挚的友情，然而在诗句中却找不到“友情”这个字眼。诗人巧妙地将依依惜别的深情寄托在对自然景物的动态描写之中，将情与景完全交融在一起了，真正做到了含吐不露而余味无穷。
另外在诗歌的用韵上，诗人也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神驰、情意绵绵的神态十分吻合。再加上语言清丽自然，意境雄浑开阔，这首诗真是令人越读越爱，百读不厌，无怪乎千古传颂。
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品评李太白七绝的艺术特色时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李太白的七绝在诗坛上的确是独步了。
七绝古诗大全篇6:政治家名人故事：于谦_250字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他19岁时写《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写诗明志，激励自己。在他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蔑视荣华富贵，珍视道德修养。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达19年。当时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多要向朝中权贵有所馈赠，而于谦每次进京，部是"空囊以入"。好心人劝他：“虽不愿送金银珠宝攀附权贵，至少总要带点土特产线香、磨菇、绢帕之类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大笑，举起双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就此作七绝一首：“手帕磨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七绝古诗大全篇7: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赏析这是描写江南风光的一首七言绝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已经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图画，但那只是宏观的，而杜牧的《江南春》则相对要具体一些，似乎使人参观了几个景点，印象也就更深刻了。杜牧在这首七绝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首先诗人描绘了江南那花红柳绿的世界。到处莺歌燕舞，到处绿树红花；那帝水的村庄，那依山的城郭，尤其是那迎风招展的酒旗。“千里”说明是写整个江南，但整体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里有过渡到江南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揉进了沧桑之感，南朝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佛教建筑物在春风春雨中若隐若现，更增添扑朔迷离之美。诗人在这里不说“朝朝四百八十寺”，而说“南朝四百八十寺”，显然别有意蕴。南朝统治者佞佛，劳民伤财，修建了大量寺庙，《南史·郭祖深传》说：“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据此，杜牧说“四百八十寺”显然说少了。如今“南朝四百八十寺”都已成为历史的遗物，成为江南美妙风景的组成部分了。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一句一景，各具特色。这里有声音有色彩，有空间上的拓展，有时间上的追溯。在短短的28个字中，诗人以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象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是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厌恶。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而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很中性，既无明显的憎，也无明显的恶，仅仅是在单纯地写景、咏春。
七绝古诗大全篇8:高五王传第八
【说明】本传叙述汉高祖刘邦五子齐悼惠王刘肥、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之事，尤详于齐王刘肥的世系。《史记》列齐王刘肥于世家，以赵王刘友附于楚元王世家，不传赵隐王刘如意、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三人。《汉书》对汉高祖八子，除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入纪、淮南王刘长另传外，其余五子合传于此；但刘如意、刘恢、刘建等事迹甚少，立传徒具形式，故本篇仍然独详齐王刘肥的家系。刘肥是刘邦长子(庶出)，王齐七十余城，为诸侯之首。其子刘襄嗣王，于诸吕谋乱时，与弟刘章卫护汉室。文帝众建诸侯，分齐为七。吴楚七国之乱时，诸齐多数响应。故其后汉朝抑制诸侯。传末，班固论齐及诸侯消长，合《史记》之《齐悼惠王世家》和《五宗世宗》两赞以成文，可谓的论。
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1)。淮南厉王长自有传。
(1)诸姬：总称姬妾。
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1)。高祖六年立，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孝惠二年，入朝。帝与齐王燕(宴)饮太后前，置齐王上坐(2)，如家人礼(3)。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4)，令齐王为寿(5)。齐王起，帝亦起，欲俱为寿。太后恐，自起反厄(6)。齐王怪之，因不敢饮，阳(佯)醉去。问知其鸩，乃忧，自以为不得脱长安(7)。内史士曰(8)：太后独有帝与鲁元公主(9)，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无患矣。”于是齐王献城阳郡(10)，以尊公主为王太后(11)。吕太后喜而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遣王归国。后十三年薨，子襄嗣。
(1)外妇：犹今言姘妇。(2)齐王上坐：齐悼惠王肥乃惠帝之兄，故置于上坐。(3)家人礼：以兄弟相待，不从君臣之礼。(4)鸩酒：一种毒酒。(5)为寿：祝酒。古时祝酒先自饮，以明酒无恶味，然后再敬长上。(6)反卮：弄翻了酒卮。(7)脱长安：谓脱逃出长安。(8)内史：指齐王国的内史。(9)太后独有帝与鲁元公主：言吕后所亲生的只有惠帝与鲁元公主。(10)献城阳郡：《史记》作“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文义较明。城阳郡：原有此郡，置齐王国后，隶属于齐，后称王国，故《地理志》无此郡。(11)尊公主为王太后：参见本书《惠帝纪》及注。
赵隐王如意，九年立(1)。四年(2)，高祖崩，吕太后征王到长安，鸩杀之。无子，绝。
(1)九年：指汉高帝九年。他皆类比。(2)四年：此指赵王四年。
赵幽王友，十一年立为淮阳王。赵隐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赵，凡立十四年。友以诸吕女为后(1)，不爱，爱它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2)，不得食。其群臣或窃馈之，辄捕论之(3)。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4)，苍天与直(5)！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6)！为王饿死兮，准者怜之？吕氏绝理兮(7)，托天报仇！”遂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
(1)诸吕女：吕氏之女。因不知吕氏何人之女，故笼统言之。(2)卫：卫卒。(3)论之：治其罪。(4)快：杨树达、吴恂都疑为“决”。(5)苍天与直：言老天爷来作公正的裁判。(6)自贼：言自杀。(7)绝理：言伤天害理。
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为赵王。二年，有司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皆可王。”于是取赵之河间立辟强，是为河间文王(1)。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无子，国除。
(1)河间：河间王国都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
赵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时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诸侯怨，吴楚反，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德、悍，发兵注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和。汉使曲周侯祁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拒)七月。吴楚败，匈奴闻之，亦不肯入边。栾布自破齐还(1)，并兵引水灌赵城(2)。城坏，王遂自杀，国除。景帝怜赵相、内史守正死，皆封其子为列侯。
(1)破齐：实际上是破胶东、胶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