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百家讲坛|易中天谈中庸之道

时间:2019-06-12 来源:小学作文 点击:

中庸是什么

易中天 《 书摘 》( 2011年04月01日)

中庸这个思想,以前是受批判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庸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当时提倡“斗争的哲学”。讲斗争,是谁的哲学?法家。法家是主张矛盾、主张斗争的。矛盾这个词的“著作权”,就属于韩非嘛!而且法家主张的斗争,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话,虽然是《红楼梦》里面的;但这种思想,来源于法家。年纪大点的朋友都知道,“文革”后期有个运动,叫“评法批儒”。所谓“评法”,其实就是赞成法家。不过,法家毕竟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赞”,只能“评”,所以叫“评法”。批儒,就是批判儒家。法家既然讲“斗争的哲学”,则儒家的中庸之道,就被定义为“调和的哲学”。也就是说,为了跟法家树一个对立面,儒家的中庸就背了黑锅。什么骑墙啊,和稀泥啊,好好先生啊,没有原则啊,各打五十大板啊,等等。这就是当时理解的中庸之道,也是很多人理解的中庸之道。

中庸不是什么

第一,中庸不是老好人。

老好人在孔子那里叫“乡原”,也写成“乡愿”。即便是“乡原”,这个“原”也要读作愿。什么叫做乡原?在《尽心下》,孟子有个定义--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什么意思呢?第一,挑不出毛病。所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就是你要反对他吧,他没什么可反对的;你要批评他吧,他没什么可批评的。第二呢,看起来很好,又忠诚,又诚信,又廉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所以,第三,大家都喜欢他(众皆悦之)。第四,他自己也很得意(自以为是)。但是,他在本质上,是同流合污(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不合正道(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这样的人,就叫做老好人,就叫做乡原。

对于这样的人,孔子怎么说呢?《论语阳货》说--

乡原,德之贼也。

什么叫贼?现在的理解,是小偷。做贼嘛,偷东西。但古文不是这个意思。贼,在古汉语里面是人身伤害。偷东西叫什么呢?叫盗。盗是财产侵犯,贼是人身伤害,寇是外敌入侵,匪是犯上作乱。比如日本鬼子,就叫日寇;德国鬼子,叫德寇。这些都是外敌入侵。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就不这么叫。双方都管对方叫匪,没有叫寇的,也不叫贼,也不叫盗。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就等于说老好人对道德进行人身伤害,会要了道德的命。

孔子对老好人,为什么如此深恶痛绝呢?孟子说,是因为孔子痛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恶似而非者)。在孔子的眼里,老好人就好比稻田里的稗草。它长得和稻子很相似,但它不是稻子。田里面稗子如果多了,稻子就长不好。这就好比癌细胞。癌细胞也是细胞。它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吃饭不干活”。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一样,也要吸收我们人体的营养,却又不承担细胞的功能,生长速度还特快。结果它占了一个地儿,正常细胞就不能生长不能工作了。全身都长满不干活的癌细胞呢?人就死了嘛!如果全社会都是老好人呢?这个社会就死了。所以老好人就是“德之贼”,中庸也不可能是老好人。

第二,中庸不是和稀泥。

据《论语颜渊》的记载,有一次,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向孔子讨教“黑社会问题”,说我们这个地方盗贼猖獗,该怎么办?孔子说--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当权派自己不贪心,就是奖励盗窃,也没人去偷去抢。言下之意,民间盗窃盛行,是因为官方贪得无厌。这个话,就说得很重、很直,而且明摆着会得罪人,哪有一点和稀泥的意思?

实际上,孔子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据《论语为政》记载,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说:

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知,有两个读音,既读知识的知,也读智慧的智。孔子说,阿由啊,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智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识。所以,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不会主张和稀泥。

第三,中庸不是没原则。

孔子这个人,其实是很讲原则的。《论语为政》记载了他这样一句名言--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里的这个比,古时念成避(bi)。比和周,是相反的。周是什么呢?周是团结。比是什么呢?比是勾结。比方说,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狐朋狗党,酒肉朋友。周呢?和衷共济,精诚团结。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团结是要有原则的。无原则地在一起,那就是勾结,就是比。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小人勾结在一起是毫无原则的。因此,作为“君子之交”,中庸就不可能是没原则。

实际上,在儒家这里,中庸不但是讲原则,而且中庸本身就是原则,是最高的原则。《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原则吗?可惜已经很久不见了。那又怎么办?当然是应该坚持这种原则,回到这种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来:中庸不是老好人,中庸不是和稀泥,中庸不是无原则。

中庸是什么

第一,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么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绝不唱高调,绝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出来。比如《礼记》里面讲,一个孝子,应该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回家以后,也一定要跟父母亲见个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比方说,你能够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后半天不回来,父母亲要担心啊!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出门之前一定要打个招呼,回家以后一定打个照面。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这种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又尤其是读书人当中的“愤青”,又尤其是“愤青”当中的“爱国愤青”,有几个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是啊!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爱国主义”呢?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理想主义”呢?不唱高调,又怎么表现“道德情操”和“高风亮节”呢?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设立道德高标,并且拿这种“高标”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谴责别人的。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们可不管。

唱高调的结果必然是走极端。为什么?因为高调就是极端,否则就叫“中调”了。走极端是谁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说过,矛盾一词,就是韩非发明的嘛!韩非还有一句话,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冰,和燃烧着的炭,能够在同一个器皿中长期共存吗?不能。不是冰熄灭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归于尽。同样,严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到来。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但是,法家走极端,却并不唱高调。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现实主义者。法家,怎么会唱高调?其实,就连先秦时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调。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克己复礼也好,平等互利也好,无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难的事。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调门太高,是不合时宜。

那么,后来的人,怎么就既唱高调,又走极端呢?我认为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有关。他俩干了一件什么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独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独尊嘛!这下子,调门可不就高了?但是,汉武帝的子子孙孙,还有后来的那些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实不能治国,只能用来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还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也就是赏和罚,以及权势、权术、刑法,即“势、术、法”。总之,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法家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当然能够流行。

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是孔子被神圣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说,当孔子被哄抬到“唯一圣人”的吓人高度时,他最钟爱的“中庸之道”却完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和稀泥、没原则、风吹两边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这也不奇怪。既唱高调又走极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种种高调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就只好装样子、耍滑头。结果,中庸变成了乡愿。

第二,中庸一定是适中之道。

因为中庸不仅是“庸”(不唱高调),更是“中”(不走极端)。这就肯定要“适中”。比方说,既不唱高调,也不趋下流,既反对只有追求,又反对没有底线。如果你只有追求,不考虑现实,不断提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这就是走极端。如果你放任自流,连底线都没有了,也是走极端,都不是中庸。

不过,中庸讲适中,还因为它是“常人之道”。常人是什么人?是大多数,也是中间派。圣人,像尧舜那样的,或者像基督、像佛祖那样的,是极少数。恶魔、恶棍、十恶不赦的家伙,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常人,是普通人。他们不像圣人那么好,也不像恶棍那么坏,所以是“中间派”。为他们定标准,可不就得“适中”?

由此可见,适中,不但是“中”,而且是“适”。适,可能比“中”还重要。或者说,中,其实是为了“适”。实际上,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比方说找老婆、找老公,你说我要找个世界上最好的,那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最好”只有一个。否则,怎么叫“最”呢?那么好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最好的,难道大家都去爱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男人最好,难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实际上,对你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最合适。怎样最合适?不走极端。

第三,中庸一定是可行之道。

这一点,应该也不成问题。你想嘛,孔子,他为什么要主张一种“常人之道”?他为什么不弄点儿“惊世骇俗”的东西来?就是为了“可行”啊!正所谓“非不能为高言也”,只因为“非人能共行”,这才“不言之矣”。反过来,他讲中庸,包括讲“以直报怨”,就因为它既平常,又适中,可操作。实际上,孔子,还有孟子、荀子,都是很注重“可行性”的。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无论怎样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会有“可操作性”。至少,看起来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孔、孟、荀,其实是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这也是中庸。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极端,是中;注重“可行性”,是庸。“庸者用也”嘛!

(摘自《中国智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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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易中天于2012年10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实录,主题为中庸之道

  今天的主题是“中庸”。什么是中庸?先说个自己的小故事。我从小就想当兵,于是给自己做了个少校的肩章,因为上尉官太小,而上校年纪又太大,少校正合适。其实,这就是中庸之道。

  只懂“站队”是时代的悲哀

  中庸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方法论,是人们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中庸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智慧,但中庸并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智慧。中国智慧大体分为三种--儒家、道家、法家。

  我们知道,儒、道、法三家都认为世界是矛盾的,这也是周易的观点--“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上,三家则很不一样。法家的主张三个字--“讲斗争”,而且法家主张的这种斗争,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观念在“文革”中被放大,年纪大点的朋友都知道,“文革”后期的运动“评法批儒”,其实就是赞成法家,贬斥儒家。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里,冬天和夏天不会同时到来,强调的是性质不同的两物不能相容。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这种极端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后遗症。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一旦观点不同就死掐,然后网民们就纷纷“站队”。方舟子和韩寒掀起骂战的时候,凡是我所到之处,所有人都会问我,你是挺方的,还是挺韩的呀?--我就纳闷了,我一定非得挺谁么?我谁都不挺行不行啊?

  对于方舟子,他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有些人立刻就说,那你是挺方的,但我还要接着说,你质疑韩寒代笔是不合适的,是侮辱人格的,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许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自由即责任。自由不是无法无天,自由的前提是负责。我们大家都自认为自己能负责。插个笑话,一个4岁小男孩亲吻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就问,小帅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小男孩就说,当然,我会对你负责。小女孩又问,你负责得了嘛?小男孩就说,当然!我们又不是一二岁的小孩子。

  这只是一个笑话,但现实中的不少人就像故事中的孩子,自以为知道负责的后果。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言行不当,负责的结果是撤销职务;如果你是一个律师,你言论不当,结果可能吊销执照;如果你是一个公民,你言论不当,结果就是被人鄙视。

  说到这里,只怕有人又要说,你是挺韩的。我也不是,我认为韩寒是活该。人在江湖漂,总要挨一刀。你获得那么多名和利,你就得受这个。我只想说说道理和逻辑,但根本没人听,只热衷于“站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事实上,道理和逻辑,远远比“站队”重要的多。

    如果说法家是斗争的哲学,道家就是转化的哲学。道家认为,矛盾的双方是转化的,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老子一再强调的是--弱一点,软一点,小一点,低一点。韩非写过许多故事来说明老子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讲的是楚庄王与孙叔敖的事。孙叔敖是帮助庄王成就霸业的功臣,但这个功臣,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孙叔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跟前说:老爸生前,多次谢绝了大王的封赏。我死之后,大王一定会给你加封,而你是谢绝不了的。这样吧,你就挑一块最差的。儿子果真按照他爸的嘱咐去做,结果怎么样呢?按照楚国的政策,功臣的封地,两代以后就要收回,只有孙叔敖儿子的封地延续了好几代。为什么?就因为他那块地太差了,鬼都不要。

  于是韩非说,这就是老子所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啊!所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绝不是要你下死力,建得牢牢的,抱得死死的。事实上,你建得再牢,也能拔起;抱得再紧,也能挣脱。美国的世贸大楼建得牢不牢?牢。怎么样了呢?防不胜防嘛!所以,不要在这方面下工夫。你真正要做的,是打消别人动摇、挣脱的念头,甚至根本就不会有这念头。没人想动摇,才叫“善建者不拔”;没人想挣脱,才叫“善抱者不脱”。

  但是老子的思想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都按照老子这一套去做,人人装孙子,个个缩脑袋,咱们这个民族,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崛起”,又怎样才能实现“伟大复兴”?发展才是硬道理。按照老子的主张去做,恐怕是国家不能发展,个人也不能发展。所以,老子的思想,也是只能抽象继承的。怎样抽象继承?就是做人低调一点好,做事却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有一句话,叫“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很赞成。可惜这就不是道家思想了。是什么?儒家思想!

  高不可攀的道德,造就伪君子

  儒家,讲究矛盾双方的对立和谐。所谓“文质彬彬”,很好地诠释了儒家的矛盾思想。

  所谓孔子的“文”,装饰、精加工;“质”则是质朴、本来面目。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也没有就显得粗野;而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因为他永远在说正确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这得用多深的心计啊!这样的人你敢跟他交朋友么?反正我不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就叫“文胜质则史”。由此可见,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是中庸的“中”。

  贱养男,贵养女,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一定有社会文化的互补结构,不走极端,才能长久。在古代,男人当官后,只有封母亲和妻子为诰命夫人的,从没有封其父亲的,这恰恰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弥补。

  然后再说“庸”。“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普普通通,不唱高调。除了平常普通以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一定是常人之道。即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决不唱高调,决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

  比如《礼记》里面讲,“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出门的时候,得告诉父母;回家后,跟父母打个招呼。这太好做了,太容易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

  认真说起来,我看现在很多孩子还做不到这些简单的事。<<br>

  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就是说,别人对我很坏,我却用好心和恩德回报,你觉得如何?如果是现在,肯定很多人说,好啊!多高尚啊!但孔子说,不可以。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又拿什么回报恩德?或许有人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这公平么?

  所以,以德报怨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如何呢?孔子说了八个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康有为在《论语注》里说,“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什么意思?“以德报怨”确实是道德高标,孔子难道不能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么?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标准提出来。道不远人嘛!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用最土的话说,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看到有听众摇头了,你是不是想说,“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孔子是讲原则的,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它不拘泥于以德报,还是以怨报,多种选择,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而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

    事实上,守住底线,比追求高尚重要的多。我看过台湾的一本道德小册子,规矩定的很细。“长辈和女士,若未先伸出手来,不得握手,应先鞠躬以为敬”“使用西餐餐具,动作应从外向内。”

  规矩说起来很小,但未必人人能做到,现在大学里,毕业生拍照的时候,跟老师勾肩搭背,很不礼貌。在语言上,很多人也不注重规矩。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老婆,叫做夫人,闹了大笑话,在古代,“夫人”是对其他人妻子的尊称,不能称呼自己,当然我也不主张回到“贱内”,我觉得最好就是“我太太”或者“孩子他娘”。另外,自己的儿子叫“犬子”,女儿叫“小女”,不能叫“犬女”,因为姑娘是要嫁人的,你这么一叫等于提前把亲家给骂了。还记得我父亲病逝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吊唁短信,其中有不少人开头就是“惊闻家父仙逝”,我说,你爸没死,死的是我爸!

  道德绝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其实也未必会利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四川广汉这块地面很不太平。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路人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整日里端枪对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愁:从哪里找回我的饭碗?

  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了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上终于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一挑盐收保险费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块钱等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规定交了费,即可持他们发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这么一来,川陕大道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人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荒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这只是个笑话,我想说的是,道德也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聪明的自私,通过利人来利己。

  年轻人与社会妥协,会各有所得

  一段时间内,中庸这个词语被妖魔化,认为是无所作为,不讲原则,不求进取。这是对中庸的误读,中庸不等于你不积极进取,不活泼向上。你完全可以朝气蓬勃地中庸。

  中庸对所有人几乎都是适用的。对于艺术家有一点例外,他既可以中庸也可以极端,但他必须有天赋。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天才,更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艺术家,一定是做到了极致。中庸也可以做到极致。

  也就是说,所谓“中”是不走极端,但不等于不做到极致。极端是偏激,极致是到位。一件事情要成功,一定要做到极致。 “庸”是平常,不唱高调,但不等于没有理想,理想是必须有的。

  长期以来,我们都为一个问题困惑,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我常想,我的女儿是否要培养成单纯的白雪公主,如果白雪公主一定会吃巫婆的毒苹果,但我总不能从小就教育她算计别人,说假话,忽悠。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自己的老校长刘道玉。他解答了我长期以来的疑问,“大学还是需要理想主义教育,大学生还是需要接受理想主义教育。”为什么?里面还是有个中庸之道。

  理想主义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一定碰钉子,结果是什么?碰钉子的结果,一定是各退一步,社会不可能消灭我们这些大学生,社会一定会为大学生让一步,那社会能不进步么?当然大学生也会让一步,有人说,这不是妥协了么,妥协不就是投降么?我们不能妥协!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妥协的前提,正是独立、自由、平等。服从不是妥协,找到我们共同能接受的底线,这才叫妥协,我们的传统中缺乏这一环。农业民族不会妥协,商业民族才会妥协。我们开口闭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恰恰是法家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买卖双方各有所得。

  此外,年轻人要敢作敢为,千万不要怕犯错误,只要愿意承担责任。比如大家找男女朋友,一旦选错了人,就要有自认倒霉的勇气,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句话,青年人就是要犯错的,也是要生病的。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犯错误,犯一次就会要了他的命。一个从来不生病的人,最后攒下来的一定会是大病--我一年不感冒都着急。小病不断,小错不断,是最佳状态,这是中庸。

  同学们,你们多年奋斗,考入百年名校不容易,四年不要虚度,四年没谈过恋爱也属于虚度之一种。你们可以上网,但别老泡着,读点书,尤其是经典的书,因为书是读不完的。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书没读完。我不是让你们读专业书,我觉得新生的专业教育,基本都可以取消。难道我们毕业以后都是从事本专业的吗?某个地方的书记曾问过我,你要么讲历史,要么就是哲学,你怎么是中文专业的呢?我反问,你怎么会是书记专业的呢?

  我们到这个学校来干什么?我们为什么都要考名校呢?所谓名校和其他学校的区别在哪儿?学生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一个百年老校有学风,学风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是熏陶出来的。我坚决反对百年老校迁校址,那些树,那些房子,都是中国人很讲究的“气场”。此外,我建议,学校多办各种类型的讲座,我读书的时候,但凡数学,物理,化学的讲座都没有错过,听得懂么?听不懂。干什么?熏!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绝不是一个螺丝钉和法条。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的自由发展。而自由,甚于发展。每个人自由发展,更是一切充分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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