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康2篇
时康篇一:[2016期末征文]我的好老师_1000字
康老师是我现在的初中语文老师,是一位将近三十来岁的女教师,在我眼里她是严师,是益友,是我前行的引导者。
“连坐”是我记忆最深刻,也是我最害怕的惩罚了。刚升入初中时,一次,老师出去开会,教室里的几个活跃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就开始捣起乱来。起初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语,接着便你推我我推你,后来竟进入了高潮,整个教室都是他们哈哈的大笑声,“哐当”门被推开,只见一位怒发冲冠的女老师冲了进来:“你、你,给我站起来!”老师此时的目光如同鹰一般凶恶,仿佛要秒杀一切。这几个活跃分子头也不敢抬。我心里暗想:这下有你们好受的了。“他们周围的人也起立!”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张大嘴巴。“你们这些人把书后十首诗抄写十遍!”字字铿锵有力,仿佛告诉我们她的话毋庸置疑。“为什么啊?我又没说话!”同学们交头接耳。老师也许是看出我们的不解,得意地向我们说明了原因:“这是连坐,古代的一种受刑制度……”好一个连坐!好一个老师!心中有一万个不服,但还得“服刑”啊!后来又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老师把我们收拾得五体投地,跪地求饶,再也没有人敢在她眼前嚣张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种惩罚方式竟又转移到默写中去了:小组中只要有人错,全组都要跟着罚写!我只能悲哀地叹息着:“老师啊,饶了我们吧!”
其实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老师当时的惩罚方式虽然很严但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并且确实让我们的群体意识和班级凝聚力更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老师不再那么严厉,反而觉得她是我们的朋友。
下课时康老师与我们说说笑笑,同学们跟老师分享自己有趣的经历或奇特的见闻,这时以往严厉的老师也会忍俊不禁,两只眼睛像月亮般温柔,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此刻我的心里好像有暖流在流淌。记得一节音乐课上,音乐老师无意中谈到了康老师唱的歌,这时“说曹操,曹操到”,康老师刚从后门进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望着康老师,“康老师,唱一个!”一个同学喊了出来,“唱一个!唱一个!”我们也跟着喊,康老师的脸渐渐变得红彤彤的,终于,在我们热切的盼望下,康老师终于开口了:“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歌声是那么的柔美、动听,我的心似乎也随着这歌声一齐起伏,一曲终了,余音袅袅,我仍陶醉在其中,教室里已是掌声雷动,老师的脸颊依然泛红……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错的,康老师在传授给我们知识的同时,还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刚入学时,她就教育我们学会感恩,之后她又用自习课的时间与我们一起赏析毕淑敏的《提醒幸福》,启发我们要享受生活,珍惜幸福。耳畔还回响着那节课老师朗诵这篇文章的声音……
每当我回想起与康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嘴角都会不禁地上扬。康老师,我的好老师,谢谢您!
初二:王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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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文章边叙事边抒情,尾处集中表达情感,既照应开头又总结全文,尾连贯,一气呵成;线索明朗,主题突出,紧紧围绕师生情进行;全文层次清晰,语句流畅。
美中不足的是,文章有些段落篇幅较长,容易使读者产生视觉疲劳,影响阅读效果;语言有些直白朴实,亮点不是很明显。
作者可以使用些不同的修辞,使文章更具可读性;将较长的段落做下合理的细化。
点评老师:苏璐璐
时康篇二:梁启超:数十年“饮冰” 凉不了的热血
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五四”的文化变革产生的文化领袖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虽然对传统都有愤激之言,却都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最有影响的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他们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观念是“五四”思潮的先声。当思想史进入“五四”阶段,严、康、章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而梁启超则奋力追赶时代风潮。
当时的风潮若惊雷迅雨,十年前的“另类”,今日便成为“老朽”,梁启超厕身其间,可谓两岸渺茫,被时人讽为“多变”。1929年,梁启超以57岁之龄逝于北京,当时的舆论界甚为冷淡,吴宓事后表示了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之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对吴宓那代人来说,并非是夸张之语。鲁迅说自己在少年时受过严复的感召,而胡适说严复的文章太古雅,还是梁启超的影响来得直接。梁启超本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贤,他当时创作的简明、激昂的文言文章,是一时代之文体,气势恢宏。据左舜生回忆,他少年时与一位同学读一篇两万四千余字的梁著长文,以至涕泪交加、抱头痛哭。“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胡适语)就这样,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说梁启超“多变”,一般是指政见。晚清时的维新运动,使年轻的梁启超声名鹊起,时康、梁并称,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见与新起的“革命派”对立,陈天华的蹈海多少与他有点关系。但无可置疑,他是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者,是西方宪政学说的严肃研究者和讨伐积极传播者,辛亥革命后,他是政党政治的实践者,也是讨伐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军事行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五四运动的发生也与梁启超有莫大的关系。几经政坛沉浮,梁启超最终还是退出政界,专心于学术领域了。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于历史用力最勤,发宏愿独著一部《中国文化史》,未竟而殁。这本是梁启超最适合的工作,他向来善于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这类的著作,后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奠基石,立意、见识极高。一般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这其中也该有梁启超的一笔,只是梁善综合,好高瞻远瞩;王善分析比较,求片言定案;梁贵通,王贵专。到了学术界愈来愈重视专家之学时,梁启超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以梁漱溟的说法,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绵历久远,是典型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式的人物。
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的特异处是感应迅速,并能发皇于外,乐于传达。顺便说一句,梁启超还是在中国最早提起马克思的人。他被人诟病的,则是急于致用,因此政学皆不能深入,可谓成也“心热”、败也“心热”。
梁启超自号“饮冰”,取的是庄子内热饮冰之意,只是数十年的“饮冰”,也未能凉了他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