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9篇

第一篇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名人故事：经济学家的最后一课

　　2011年6月，又到了毕业的时节。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彩旗招展，满眼的肥红瘦绿。工商管理学院里一幅巨大的横条，迎风摆动，拨撩着每个人的视线：做个合格的经济人！一间阶梯教室里，2008级MBA硕士毕业生在上他们的最后一节课。给他们上课的是曼昆教授，一个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最后一节课他会讲些什么呢?这些未来的精英们在心里暗自揣度。未来的经济走向，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最后一课的精彩。
　　上课了，曼昆教授健步走上讲台，简单的寒暄过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是大家在哈佛学习的最后一课。我不打算讲经济，也不谈学分，我只讲一个很普通的故事。”
　　说完。曼昆教授播放了一段视频：在百老汇大剧院门口，一个盲人在拉小提琴，身旁放了一个小盆子，里面有一些零钱。来往的人很多，但投钱的不多。这时，一只爬满皱纹的手向小盆子里轻轻地放了一张100美元的大钞，可以看见，这是盆子里唯一的大钞。视频到这里就停了，画面定格在：一只爬满皱纹的手正向小盆子里放美元。
　　所有的学生定定地看着画面，若有所思。曼昆教授笑着说：“大家猜一猜，这是谁的手?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位女学生毫不犹豫地说：“一定是个老企业家的手，出手如此大方！”旁边的一位男学生摇摇头说：“出手大方也不见得是企业家吧。我想他是一个热爱音乐的老艺术家。”教室里，讨论的声音渐渐地大了起来，像开了锅似的。曼昆教授神情自若地看着学生们在争论，不时地摇摇头。
　　突然，教室后面一个声音说道：“曼昆教授，我觉得这个问题和我们经济人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这样做施舍的慈善事业。”话音刚落，教室里犹如注入凉水的热汤锅，瞬时间就静了下来。
　　曼昆教授沉默了片刻，他打开视频继续播放下去。只见镜头从那只手开始，沿着胳膊向上摇去。等画面上出现那个人的全身像时，所有的学生一脸惊讶地看着画面，都没有说话。那个人是一个流浪汉!一身衣服破破烂烂，头发乱蓬蓬地堆在头上，胡子拉碴的，看不清脸面，只是那双眼睛流露着不易察觉的温情。
　　曼昆教授抬高声音说：“女士们，先生们！来到这里，大家都是精英，大家都将成为出色的经济人，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但你们未必都是合格的经济人，我为你们感到遗憾。因为合格的经济人不光要盯着利润，还应该有关心疾苦的温情。经济学不是冰冷的铁板，经济人也不应该是冷眼人。面对疾苦，经济人应该向流浪汉看齐，即使在自己很窘迫的时候，也能献出100美元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就是最后一课。冷冰冰的经济学课堂上，每个人的心里温情脉脉。

第二篇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名人故事：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一生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新古典综合派领袖人物。
　　萨缪尔森于1915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城。1932年1月17岁的他从芝加哥的海德公园高中毕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其聪慧努力，功课几乎全优。20岁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文学学士(B.A.)学位；翌年，又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M.A.)学位；5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Ph.D.)学位。此外，萨缪尔森还曾获得多所大学的名誉学位。在名师荟萃的哈佛大学，他经常提到的老师有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等人。汉森是把凯恩斯主义美国化的经济学大师，正是他，把萨缪尔森领进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大门。
　　萨缪尔森23岁时父亲的去世使他认为，遗传基因可能使他像父亲及祖辈一样寿命不长，因此应尽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开始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1937年，21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关于效用度量的一种说明》，到1938年，发表文章的数量达到每年5篇。攻读博士期间写出了经济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之作，如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就被认为对经济周期理论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1941年他和W.P.斯托尔珀合作发表的论文得出的史称“斯托尔珀-萨缪尔森结论”，发展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O模型；同年，他凭着《经济分析基础》一文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授予了1941-1942年度哈佛大学最佳经济学论文大奖。
　　1940年起，萨缪尔森就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自此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和同事们协力建立起世人公认的世界经济学主要研究中心。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非常成功，获得了经济学专业能够授予的所有荣誉。1941年，哈佛大学授予他大卫?威尔士奖。1947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枚约?贝?克拉克奖章。1970年，他凭借以1941年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关于“提高了经济科学中的一般分析和方法水平”方面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获此荣誉的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还曾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1）、经济计量学学会会长（1951）、以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65-1968）。萨缪尔森还在一系列政府机构和公司任经济顾问和研究员。
　　萨缪尔森一生学术成就惊人，主要着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1947.）、《经济学》（Economics,1948.)、《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Liner programming and Analysis,1958)、以及独自撰写和与多夫曼、索罗等合着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被选编入《保罗.A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Collected Sciontific Paper of PaulA.Samuelson)第一、二、三、四、五集。1970年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阿萨?林德贝克教授在有关萨缪尔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把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成就归结为四大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这是萨缪尔森着名的“对应原则”的应用，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之间架起桥梁，而以前这常被认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二个领域是消费理论和密切

第七篇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名人故事：萨缪尔森的经济一生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第八篇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名人故事：邹至庄_2000字

　　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是广州商界的领袖。邹至庄自小从父亲处得到了两个最重要的教诲：一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二是要有恒心和毅力，只有不断积累过往的经验并学习新的东西，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后来邹至庄自己从经济学中得到了另一条体会，即与别人共事，一定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他发现，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一门以个人主义哲学为灵魂的学科：单独决策要讲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决策则要讲求激励兼容，即设法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父亲教导的人生哲理与经济学理论原来也是“兼容”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事实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待人处世的哲学。　　邹至庄真正独立地进行经济学研究，是从寻找博士论文题目开始的，他感慨地说，这一过程非常不容易。事实上，不止他一人有类似的经验。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往往比写作过程更困难，因为题目太大可能无法驾驭，但题目太小又难出新意，它既要考人的判断力，而又与运气有关。　　1951年，邹至庄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由于第一年就通过了学科考试，所以在1952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的一年，他既不用上课也不用读书，于是满怀把握，以为两年之内就可以把博士论文写完，谁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竟还找不到合适的题目。　　但邹至庄这样折腾一年，决非白白浪费，他得到了很多无形的训练。从写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研究进程：先花时间把有关的经济理论弄清楚，然后再接触实际的数据资料，之后研究成果就会水到渠成地出来。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那就是研究美国的汽车需求，因为他曾修读过“消费需求理论与计量”，对有关的理论相当熟悉，而且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就选择了汽车这种耐用品作为研究对象。　　邹至庄最终在1955年完成了《美国汽车需求》，并在两年后（1957年）出版。围绕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曾发生过不少有益的争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作风向来以强悍着称，研讨会上的争辩更是从来不留情面，着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邹至庄的指导老师之一，他为人比较顽固，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简直就跟吵架没两样。弗里德曼直嚷：“不对！不对！”但事后他又对邹至庄说：“要是你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不会和你吵；正因为你写得好，我才和你吵。”看来，能跟弗里德曼大吵一场也是要有资格才行的。　　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着名的“邹氏检验”（Chowtest），邹至庄由此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对于如何做学问，邹至庄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只要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头脑清醒全力以赴地思考问题，就够了；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问题，有五个小时也可以了。至于思考什么问题，可以在每天起床时先考虑一下。如果对一个问题，每天都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日积月累起来，几个月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对大的研究方向，邹至庄则觉得应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但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也难以成事。不过总的来说，邹至庄认为，兴趣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曾有两家电脑公司为权益纷争而诉诸法院，请他和斯蒂格勒代表其中一家公司提供证词。这是份报酬非常优厚的差事，因为他代表公司去加州准备出庭，自出门那一刻开始计算，包括乘飞机、住宿旅馆的时间都算在里面，付给他们200美元的时薪，就是晚上在家里阅读有关文件、书籍也同样计费。但干到后来他深感厌倦，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就不想赚这钱了。官司前后持续了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邹至庄在促进中国与美国经济学界交流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84年的微观经济学暑期班结束后，他到华东一带旅游，其间，他写信给当时的高教司副司长兼北大教授夏自强、王复孙、王泽农三人，表示愿意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优秀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邹至庄回到美国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回复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在1984年底就开始了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考试。第一批参试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63人经邹至庄安排出国，1985年开始正式派遣出国。自此至1988年的四年里，邹至庄一直都在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经济学。　　但后来，邹至庄发现，经他选派出国的留学生，有95％之多，最终留在美国没有回去。同邹至庄一样热心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学物理学的李政道，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后十分不满。但邹至庄却有与李政道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首先，人们为争取出国，积极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因此使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得以迅速发展，仅仅是这一点，就已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受益不尽。其次，他觉得栽培留学生的目的，不应只将目光狭隘地局限在中国，而应看作是为世界培养人才。这些留学生不管最终留在美国还是中国，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益的。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肯或不能为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协助国内的学者到国外访问，及筹集国内学术活动所需之经费等等，都一样是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邹至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自由学者，坚信自由是个人进行抉择时所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因此，他不像李政道以及在国内协助学生出国的教育部官员那样，竭力说服留学生回国。如果有留学生去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一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作长远的考虑，以学生本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邹至庄提出，只要中国内部的经济及其他环境改善，即使是外国学者也会不请自来，更不必说有着浓厚的报效国家的道德情结的中国人了。这大约也是一种经济学的思路吧。

第九篇经济学家:读《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有感_2000字

　　经济学家，重之何为？
　　——读《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有感
　　有一次和一个读经济学的朋友聊天，我问他，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回答得很快，“张五常嘛，听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当然，这并非是我所希望得到的答案，于是我进一步发问，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又有哪些呢？记得当时的他显得很尴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一阵子，最后他给出了一个似乎文不对题的回答，“研究经济的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当然不是一般的经济工作者。”
　　就像初中语文常常做的练习一样，刘胡兰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不是刘胡兰，从语言逻辑的层面来看，“搞经济的不一定是经济学家”此话果然不假。但若把它当作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天网，并结合在当下中国本土实践的语境之下，说中国大陆没有经济学家，最多不过是一些研究经济的学者抑或是经济工作者，这未免就有失偏颇了。
　　能成为一个“家”的，按照传统的看法，那就是得在某一个领域内需要有一定的理论突破，有一定的创新体系，有一定的名誉地位，有一定的学术权威。反观国内，若参照这样标准，毫无疑问，大陆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是有许许多多有责任感，有正义感，有时代感，有历史使命感的本土经济学家。譬如有“厉股份”之称的厉以宁先生，有“吴市场”之谓的吴敬琏先生，或者还有林毅夫、樊刚、茅于轼、张维迎、汪丁丁等诸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经济学人们。在市场化、自由化、竞争化日益彰显的今天，他们的浮出海面，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常人对于经济学家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理论多于实践”等错误解读的余缺，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的存在让我们切实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和前进的方向，然而，在激情和希望之余，正如前面我的那位研习经济的朋友所遭遇的话语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本土化实践似乎并不很好，或者说，他们身上所遭遇的不仅是中国现有体制的局限和束缚，更多的是，传承千百年来的旧有观念对学术、理念、实践等诸多方面的陈见。
　　真理就是现象自身的呈现和去蔽。同理如此，经济学家的称谓应该是他们（经济学人）日常学术实践过后自然被赋予的一种荣誉。而至于中国的当下，对于集体话语上（区别与自封、媒体追捧等形式造就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稀缺，我以为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就是西方经济学帝国主义（套用法学家苏力先生语）的兵临城下。在所谓那些跨领域打造下的现代经济，早已超然于亚当·斯密当时所界定的经济，什么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伦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科的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独辟蹊径地开创了一块领域或者经过“百花错拳”一番掺杂柔和之后形成的非纯粹的经济学，犹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掌握了一个领域也便控制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在对中国学术的“西学东渐”之后，我们的学者往往止步在引进推广的阶段上，有的学者干脆痴迷在了“拿来主义”、“全盘西化”之上，今日博弈论，明日信息论，因此也便没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一张一弛，一快一慢，本是相互谐和的有利因素，但在普遍急功近利的现实实践中，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往往便被湮没在了强大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深陷其中，难以超脱。而在此前因之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注重“走进来”（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难免忽略了“走出去”的战略，少了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往往也减少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感。“许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历史上都经过坚苦的斗争或者思考，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大法官这句话若用在对中国经济学家本土化生存的思考之上，也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最近在读一本书，是北大教授夏业良先生写的名为《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的经济学随笔。随笔这个形式，它本来的目的在于以一种轻松拉家常的方式来传达作者的观点，不求高深，但求传真，这就是随笔的精髓所在，也是商业化经营下知识大众化传播的一种实践，或者把它放在本文预设的语境下来说，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本土化的另外一种生存形态。
　　全书分为“经济自由与选择”、“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思想渐进与制度建设”、“生活随想曲”以及“书评”五个部门。其中，作者花很大篇幅介绍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在谈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著名人物，介绍他们学术成就和研究经历同时，也有对个别问题提出一己之见，进行学术批评的。特别是作者在留美期间，有机会和几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面对面地讨论、提问或采访，能让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大师们的风采。从这一部分的几篇文章来看，作者对经济学界新发展的密切关注，“他能够在较大跨度的学科分支和研究领域之间较为轻松地游弋和探索，实在是不可多得。”（茅于轼语）
　　作者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制度、道德、政治层面的问题，这集中在文集的第三部分。通过《个人主义辩》、《制度要考大家建设》、《中国若干制度改革措施的进展及展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竞争》等四篇互为体系的文章，表达了作者对我国社会生活前途的关心，对人类社会自身所面临的困难、障碍、迷茫及人为局限的忧虑。从而不难看出，作者身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他所追求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在利益博弈之下，对解放人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渴望。
　　夏业良先生的文章给人以朴实平和，简练流畅之感，这可能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关（他原来是研习英美语言文学的）。在文集的“经济自由与选择”和“书评”这两个部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如何运用经济学思维来解读当前的现实生活以及从人性和生活出发，作者是怎样来理解和评论某些文化现象的。文化的多元，多元的文化，在学科与学科之间日益打破壁垒，相互融合的当今学界，作者这种写作方向也不失为一种“讨巧”的方法，从此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到作者治学的兴趣点，也更加能直观我国经济学家精神领域中多彩的一面。
　　本书是中信出版社“经济学家随笔”系列中的一本（其他四本是梁小民的《小民说话》，汪丁丁的《海的语言》、《知识印象》，王则柯《经济学家的学问故事》），在市场上日益充斥着大量随笔式经济学著作的同时，《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最大的看点在于作者采取导向性的写作姿态，像导游一般将读者引入经济学这一迷人的知识海洋之中，深切感受其中的奥秘与乐趣所在。此外，本书最大的一个焦点（争议点）在于，作者在整个经济学界内是第一个对“张五常现象”提出置疑和批评的学者，对此的文章主要是《给“张五常热”降温》、《经济解释和解释的“经济”》、《是是非非说五常》。
　　“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此题目套用了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语词格式。这里作者冒了个风险，就像拍电影续集一样，往往后不如前，如果作品本身质量欠佳的话，则这样的套用往往会显得更加的愚昧无知。幸好，读完此书，你会发现，作者巧妙地换“轻”为“重”，不仅一语道出当前中国经济学家本土化实践过程所遇到的困苦和挫折，更加明确了经济学家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