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没有体现】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应对与投资问题发言

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应对与投资问题发言

非常感谢**区委、区政府的盛情邀请，让我在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之际，就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的应对及投资问题，和大家作一个交流。在发展大势和变局应对的大标题下，我讲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宏观经济的大势和走势；其次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应对的基本思路和举措；最后是投资领域的相关内容。　　
一、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　　

对此，大家都很关注。只有把整体的形势把握准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应对危机保增长的大政方针，更好地理解省委省政府“保稳促调、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下面，我想用几个观点来说明对形势的研判。　　

1、国际经济转入严重的低迷期。　　

这种低迷，是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并且一直在不断地蔓延、深化，直到目前为止，“仍未见底”。这是胡总书记、温总理在多个不同场合作出的判断。已经过去的20xx年，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大喜大悲。“大喜”是因为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残奥会，神七航天飞行取得巨大成功，航天员舱外行走，这些都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与此同时，去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多事之秋。从年初南方大面积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5.12”汶川大地震，八、九万条鲜活生命的瞬间消失，真是举国同悲。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走势，更准确的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无论是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还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去年都经历了一场由高位增长转入急剧下滑的突变。记得20xx年初时，我国宏观调控的方针还是“两防”：一是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快，转为全面的过热，二是防止物价的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到了3月18日，全国人代会闭幕，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20xx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时中国经济指标还是“一片飘红”的，温总理说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现在看得很清楚，绝对是远见卓识。不过，我在听完了这句话以后也在想，一个经济周期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结束的，如果真是发生了大的困难，从危机到复苏，起码要三年。因此，不妨对温总理的这个论断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只加一个“第”字：“20xx年对于中国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第’一年”。　　

其实，20xx年虽说困难，但“初一加十五”，打个平均数，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去年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突破了30万亿，全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而我们浙江的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还继续保持了10.1%也即两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形势不能只看平均数，“平均数”掩盖了很多问题和矛盾，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走势，是一路下滑的。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百年不遇；imf总裁卡恩说，无法排除“最坏的可能”，世界经济“尚有很多下行的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于衰退，将出现二战以来首次的全年负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也在放缓；第二波金融海啸险象环生。去年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9月15日雷曼公司倒台，昭示了持续五年虚假繁荣的金融泡沫破裂。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最早从20xx年四季度就开始暴露了。发生次贷危机大的背景，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互联网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联储的“大掌柜”格林斯潘，秉承当时主导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通过金融创新做大金融，来给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以后的美国经济寻找动力。结果似乎很成功。五年来美国13次降低利率，从6.5%降至1%，在放松监管的情况下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向次级信用的人群发放房贷。由于大量的货币投入流通，形成了巨大的需求，房价节节攀升，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眼花缭乱，总量1.5万亿美元的次级房贷，居然衍生出来50多万亿的衍生金融商品。而现在全球的金融衍生商品的总量，已经高达500多万亿！由于中国并未参与大量购买所谓的“金边债券”（泡沫一旦破灭就立刻成了“垃圾债券”），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相对较轻。国际金融危机下，我们中国的金融还是非常稳健的，中国五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高，远远高于国际上通行的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信贷资产的质量也很好，我们在上市的过程中把所谓的“问题资产”都给剥离了。　　

全球经济的虚假繁荣，是靠大量印发美元、大量地制造资产泡沫形成的。如此我们必然要承担的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去年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不但是我们一般的工业制成品涨价，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全面涨价。去年石油涨到了150美元/桶。为了防止经济过快而翻车，各国都对通货膨胀采取了措施。中国要“两防”，美国也是如此，它开始陆续地提高利率，从1%提高到5.8%。当初的次级信用的房贷户就还 不起了，那时是零首付，但现如今房价下跌，利率提高，结果断供接二连三发生。房贷的资金链一断裂，基于房贷的各种证券的含金量也开始下跌，信用发生危机，人们急于将手中的票据、证券尽快贴现，包括挤兑，于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流动性泛滥变为了流动性枯竭，数万亿的资产人间蒸发。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注资，包括美国现在所谓最无耻的“救市”方案——在g20会议召开之前大量印钞，回购3500亿的美国国债，美国人将持有的国债的“死钱”，变成了可交易美元的“活钱”，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债券持有人的流动性，却人为地增加了全球美元流通的数量，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总的来看，全球经济的前景还不乐观，大的走势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2、中国经济也面临极大的困难。　　

去年年中，中央敏锐地捕捉到了形势的巨变，在7月份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分析会，其实是加开了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后，宏观调控的方针从“两防”转为“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去年4月14日，我参加省社科联举办的一次经济运行的策论会。我对形势的判断是四句话。第一句话，是从一季度指标来看，经济运行的数据“不太理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第二句话，如果是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其实是“很不理想”，这是我的意见；第三句话，如果这些指标只是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情况，也即去年一季度、浙江一个省的情况，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不是反映了一种趋势；第四句话，是我的正面观点，我说，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一种大趋势，现在开始露头的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来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最后的艰难究竟如何，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有的则进入了负增长。到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宏观调控方针已然变成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稳健的财政政策变成了“积极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适度宽松的。一年三变，反映了形势急剧变化。去年9月24日，我在广州又参加了一场中财办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漫谈时我发表的中心观点就是，危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准备宁可充分，不可不足。“现在怕就怕还没有从宋祖英唱的《好日子》当中醒过神来！”。　　

中国的问题，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五、六年，美国经济非常繁荣，中国经济也是一路高涨，一直到20xx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空前的13%。盛极而衰，20xx年就开始下降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20xx年必然是严重的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1月28日预测，全球20xx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但是到了20xx年1月，就下调为0.5%，再到了3月份，更下调为－0.5到－1%。短短几个月了，一降再降，可见形势还在恶化。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深度地介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一根绳子拴着的两只蚂蚱。美国通过花里胡哨的金融创新，人为地膨胀了货币资产，支撑了巨大的购买力，他们消费的都是些什么呢？基本上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就顶到“天花板”了，但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停滞反而还迎来了五、六年的繁荣期呢？这就是要感谢经济全球化、感谢美国人的“好胃口”了。　　

3、应对危机的政策效应显现还要有一个过程。　　

国内经济进入四季度以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飞流直下”。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由年初的35.5%，到10月份转为负增长。中国经济能够“率先复苏”，但并非上半年就一定能实现全面而稳定的回升。去年国内经济剧烈下行的惯性，还不可能一下消除；外部的危机还在深化，内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　　

对于下一阶段经济的走势，有几种猜测。一种是“v”字型，虽然下来了，但很快能上去；一种是“l”型，一旦下来了，就在低水平徘徊，陷入了人均3000美金的所谓“拉美陷阱”（去年中国人均gdp正好到了3260美金）；还有一种是我认为是比较冷静、清醒的“u”字型，经济迅速下滑以后，不会很快地巩固地回升，但是在较好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会有一个平稳、持续、健康的上升。这几种预测，就好像抗日战争初期的“速胜论”、“亡国论”和“论持久战”之间的争论，最后，实践证明毛主席的研判是正确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说是“百年不遇”，可见困难非同小可，复苏难度之大，“速胜论”是要不得的。我国包括在g20会议上大家达成的共识和刺激措施是正确的，但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说，对于困难，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对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宁可信其长，不可信其短。　　

4、金融危机发展的逻辑分析。　　

此次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从宏观角度、规律层面我们是这么看的：“上半年的物价飚升和下半年的经济‘跳水’，表面上看似乎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两重天’，但究其实，不过是源出一理，殊途同归，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元’惹的祸”。这次金融危机，发源地是华尔街，但是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席卷全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其实是全球经济发展南北失衡和发展方式偏差共同造成的。“一只碗敲不响。两只碗响叮当”，中美两国所代表的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其实都有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高消费、低储蓄。美国大量搞虚拟经济，中国大量搞实体经济。美国依靠虚拟经济泡沫化以后形成巨大的购买力，支撑了中国依靠巨大产能制造的工业品的销售。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制成品依靠全球化行销国际市场。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是劳动力便宜，近乎于“无限供给”；二是高储蓄率，就是少消费乃至不消费，把钱存起来。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银行的存款，最后都拿去搞投资。中国多年巨大的投资形成的产能，一旦和天量的廉价劳动力实现“高妙的结合”，就成就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生产能力。中国要有危机，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而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不是金融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但是，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又太小了，还好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大量的消费需求。中国人生产什么，他们就买走什么。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的金融失控，但实际上，是由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各自的发展方式共同造成的。在这一点上，彼此都很难脱掉干系。双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如果想明白这一点，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还有点反思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发展方式才要转变。因为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长期失衡，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得不到有效扭转，因而内需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提振，由此也逼得中国一定要依靠大量出口。在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竞争中，我们严重地“透支”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透支”了环境。在中国，生产环节制造的污染，可以轻而易举地外部化、社会化，由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来承担,比如cod、二氧化硫的排放。再譬如太湖的水环境污染，据国内有关机构测算，太湖的治理需要一千多个亿，是前十年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治理经费的十倍以上。但据日本治理琵琶湖的专家测算，如果水质恢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花费十年的时间，那治理要花多少钱呢，需要2251.5亿元！可见环境是有价的，而且是天价。牛文元教授说，财政赤字要还，生态赤字也是要偿还的。这不，太湖的水危机，就是大自然向我们讨债了！　　

二是“透支”劳动力。现在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农民工，我们把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截取出来，然后让他们在生产线上超负荷地运转，但是对他们的报酬、对他们的技能培训和素质提升，对他们的养老、医疗保障，对他们人口再生产的补偿，都是极不相称的。　　

我们一靠透支环境，二靠透支劳动力，结果让我们并不先进的技术，同样支撑了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所向披靡。我们的产品卖到哪里，哪里的同类产品就被冲得稀里哗啦。所以，全世界都说，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稀烂贱；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天价贵。比如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卖给宝钢的铁矿石，两年翻了近两倍！20xx年中国创造的gdp约合2.26万亿美元，只占全球的5%，但是我们同期消耗掉的煤炭占全世界的近40%、水泥47.7%、铁矿石31.8%。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在美国，一件售价49美元的商品，拥有品牌的人能赚10个美元，分销商赚8个美元，但制造商只能赚到30美分。中国人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挣的全是血汗钱！剑桥大学的教授对我们的省领导说，“世界工厂”有两类，一种是“世界的工厂”，只能干加工制造；还有一类是“世界性工厂”，专门干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中国要尽快完成由“世界的工厂”向“世界性工厂”的转变。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长期高度依赖外需是靠不住的。国际市场风云突变，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还牺牲了环境和资源，尽给外国人打工。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要改变，中国一定要尽快完成由“制造中心”向“创造中心”的飞跃。　　

今年一季度全国的形势，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总体好于预期。gdp增长6.1%，投资增长28.8%，消费增长15.0%，出口虽然是负增长19.7%，但降幅逐月在收窄。浙江的形势比全国来得更严峻一些，gdp只增长3.4%，投资增长10.7%，消费增长13.1%，出口下降略好于全国，为17.6%。3月份当月出口下降8.8%，虽比1-2月回升了13个百分点，但同比仍回落68.2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0.6%，但浙江省下降了2%，ppi也是全面下降，说明需求不足，信心还未全面恢复。对于今年的经济运行，我想上半年的指标都不会太好看，下半年将会转为正增长，但是能否稳定达到预期目标，还需振奋精神，继续努力。对于20xx年的形势，总体上说就是三句话：一是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二是经济发展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经济下行的充分准备。　　

二、积极应对　　

1、直面现实，坚定信心。　　

温总理在去年10月的第七届亚欧首脑峰会上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对此，我在去年的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有过一番解读。今年1月2日，全国中小企业论坛在杭州市举行。还在休息天，让我去讲一讲。我说什么呢？面对广大的中小企业家，就讲讲信心吧。我说，“要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峰回路转、止跌回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全球第四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第三位，制造业规模是第二位，政府外汇储备是第一位，我们跟十年前第一次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经济总量也是那时候的三倍多，所以，我们还是有点家底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怎么才能有信心呢？关键是政策得当。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如果政策对头，其实内需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比如把有条件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村人口尽快城市化”。　　

为了节约时间，我在这里接着再念一段话：“温总理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现在经济全球化、困难也全球化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总理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看透了这一点。”凡事贵在一个“悟”字。唐僧虽然执着，历经千辛万苦，志在西天取经，但有时不太明白，经常上当受骗。几个徒弟各有短长，但名字都取得很好。“悟空”、“悟净”、“悟能”，都离不了一个“悟”字。我接着说道“所以在这个时侯，谁最有信心，谁就会采取更主动更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在那里顾影自怜、怨天尤人。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打断牙齿往肚里吞，给我挺住；谁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心不散，阵脚不乱，工作不断，谁就有可能最先复苏，最早崛起，最好地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像我们**区这样，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学苏北、创新业”，比照欠发达地区的同类县区，有针对性地查找差距，急起直追。温总理的欧洲之行被外媒叫作“信心之旅”，我看**区的苏北之行，也可以说是“激情之旅”，回来后大家都充满了创业创新的激情，完全达到了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所要求的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的目的。我最后结尾的话是，“但要是这个时候信心‘塌方’了的话，就会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了”。说得难听一些，连裤子也输掉了。像我们浙江的基层干部和民营企业家爱说的，“只要有信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信心来自哪里？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来看，我国及我省具备“再战”的实力。去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30万亿人民币，是改革开放之初的82倍；即便和上一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也是那时的3.75倍！浙江去年的经济总量上了2万亿的台阶，人均gdp 已超过6000美金。为了应对危机，中央推出了“国十条”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子计划，省里也在落实一系列保稳促调、扶企扩需的政策措施。　　

2、抓住机遇，化危为机。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将面临两大机遇。一是成为消费大国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一终极目标，是和国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型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扩大内需喊了多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因为我们有八亿农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失衡，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附带的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在，其经济上的后果就是内需不足。成为“消费大国”实质意味着：高风险、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趋于衰微，扩大内需这一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走向落实，国民收入长期失衡的分配格局得以矫正，公共财政转型的实质性起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摆上日程，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开始动摇，社会公平正义和阶层团结和谐得以增进。　　

二是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的机遇。全球化潮流深度裹挟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闭已不可能，超脱也做不到，既如此，又何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有人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弃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在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 “贵族不是一代养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也只能是重建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这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刀俎之肉，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了。抓住机遇，真正解决中国发展中长期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问题，坏事就可以变好事。　　

3、应对之策。　　

从总体思路而言，就是“四个不”。一是科学发展不动摇。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要扩投资、保增长，但千万不要简单思维，以为又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了，“年复一年，山河依旧”。表现清醒地看到，传统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头了，没有空间、也没有前途了，就是要利用危机创造的“倒逼机制”，走上科学发展之路。应该是自觉主动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套用过去“两防”的说法，当下我们也要注意新的“两防”：一是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又是计划经济、政府万能，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之路；二是防止旧模式的复归，又是大量生产、大量废弃，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之路。　　

二是转型升级不畏难。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科学发展是一个理想境界，但它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从地里长出来，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历史上好的经验要继承，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我们要与时俱进。转型升级意味着弃旧图新，也意味着克难攻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也要解放思想，但它针对的主要是最近十来年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那些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　　

三是苦练内功不浮躁。现在全社会世风浮躁，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是要沉下心来，苦练内功，把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做到位。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三个“双碰头”的结果，一是虚拟经济爆发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虚实经济“双碰头”；二是国际经济走衰，中国经济下行，内外经济“双碰头”；三是短期经济遭遇危机、周期下行，但长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长短经济“双碰头”。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我们的困难，非靠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不足以解决问题。　　

四是改革创新不停步。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来的？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得了“健忘症”。3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改革到哪里，发展也就到哪里。不下大气力形成有利于科学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没戏”。还是要靠改革开路，靠改革成事。　　

在上述思路下，当前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好政策还要靠强的执行力。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好政策，包括**区委区政府作出的正确决策，最后落实到位还要靠强大的执行力。好政策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再好的政策也要靠人去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的干部一要担当负责，二要改革创新。既不能遇到困难绕道走，也要善于调动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如朱书记说的，要跳起来摘桃子，那才会有激情和动力。在落实的过程中，要谨防落入“法条主义”的泥沼。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和法律要求的一成不变是有落差的。但我们过去的立法又有一个天生的弱点，就是部门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然后加以层层细化，从法律法规，到条例细则，再到操作办法，一道道添枝加叶，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创业创新的手脚给束缚起来了。许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好事办不快，甚至是办不成。如果是真正违反了科学发展，办不成也就办不成了，但往往是先“卡”后“拉”，然后就ok了！如果我们的发展环境都是这样的，那前景就够呛了。所以，我对成天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法条主义者很不以为然。世上有千千万万的小道理，但九九归一，不能违反科学发展的大道理。基层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人间正道就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我们不要老是从束缚手脚的角度去做文章、设障碍，而是要从“好事办成、好事办好”的角度去动脑筋、想办法。浙江援建的青川县所在的广元市委书记罗强同志有句话讲得很好：“少讲办不成的理由，多想办得成的路子，”这就对了。　　

二是保增长要以“促转型”为指向。总量扩大，能否同时做到结构优化？不要脑子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要多做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的事情。今年省里定下来全社会投资要增长11%，一季度是10.7%，应该说起步还是不错的，但主要是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单兵突进。投资能否可持续增长？一要看能否带动全社会投资，二要看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如果两者都是按兵不动，光靠政府自拉自唱，也是好景不长。在保增长的过程中，要注意是保一时之增长，还是保持续之增长？是用笨劲保增长，还是使巧劲保增长？按传统的方式保增长，今后到底还能否行得通？既然行不通了，就要学会用巧劲，要保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这才是科学发展。　　

三是重民生要在保稳定上下功夫。民生投入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重点，要推出和保增长相匹配的重民生之举。保稳定一靠法治，二靠德治，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着眼长远、着远宏观，统筹兼顾地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所有单个的解决民生的举措，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长远的目标指向，那就是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防止出现“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过多的单向措施频繁出手，又缺乏平衡，结果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本意是想促进社会和谐，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不和谐。而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没完没了地“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反对“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注意防止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　　

三、投资重点　　

在当前应对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中央和省里提出的政策措施，重头戏就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媒体上热炒的“四万亿”，其内涵我们要搞清楚。第一，它是在以往历年的投资盘子之外“新增”的追加投资；第二，它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配套的组合投资。在这四万亿元中，中央政府新增的有1.18万亿，剩下的一是省、市、县各级财政的配套投入，二是银行贷款，三是相关企业的投入，是四笔资金共同组成了“四万亿”。第三，它是09、10两年新增投资的合计。今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要超过1万个亿，主要是以“三个千亿”工程为主体的省重点建设。　　

为什么要抓投资，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前形势下政府刺激经济可能算是最有作为的领域。其他领域也很重要，但是国际经济下滑，出口复苏一时指望不上；内需由于受制于经济不景气，就业减少，收入下降，消费也一时难以有效扩大。拉动经济要靠“三架马车”，现如今外需锐减，内需平平，剩下来只有靠投资了。二是投资一定会有相当数量转化为消费，其带动作用还是较大的。按照通常的规律，每100元投资，就能有40元左右转化为现实消费。扩大消费也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曲线救国”。　　

在扩大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搭准脉搏，弄清有哪些主要投向。新增中央投资计划的主要投向，一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商品房的房价已经不能再高了，大幅度下降也是各级政府所担心的，最好是稳住，略有下降。就政府而言，主要安排资金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困难和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中国城乡差别巨大，老外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农村人口城市化，首先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同时也要对农村加大必要的投入。三是重大基础设施。如所谓的“铁公机”，即铁路、公路、机场。浙江的铁路建设今年将迎来高潮，已经明确的“六线两枢纽”项目，投资上千个亿。四是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那就要配套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五是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六是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最早提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我觉得有点问题。中国现如今的问题，金融并没有危机，如果说有危机，那就是产能过剩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振兴”，给人印象难免还是扩大总量，恐怕也很难体现科学发展的宗旨。后来改为“调整振兴规划”就比较好了。我们省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划，我向省领导建议，就叫“转型升级规划”，这也直接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高度吻合。　　

真正反映现代化的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指标，一是看产业结构是“一二三”、“二三一”，还是“三二一”。如果农业是大头，肯定是最不发达的状态。如果服务经济是“老大”，那离现代化也就不远了。二是看人口社会结构，看城市化率有多高。我省现今的城市化率已经有58%，但是金融风景一来，大量农民工返乡，虚高的城市化率就降下来了。如果我们总是把应该在高速工业化阶段同步解决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任务一味地往后推，最后错过了黄金发展机遇期，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最后简单讲讲投向把握和实施把握。投向把握一要做到项目选择“三必须”：符合当前扩大投资的方向；符合投资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二要做到项目排序“三优先”：有利于改善民生、增强后劲，产业链长、能促进结构转型升级的项目；前期工作合规、完备的项目；已列入各类规划和计划的项目。三要做到项目建设“两不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违规的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实施把握要推行“四制”，即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要确保“三有”：保障要有力，重点抓好土地、资金、环境容量和人才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工作，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推进要有序，重点抓好项目谋划、前期审批、协调服务。实施要有效，重点做到保进度、保质量、保安全、保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