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为什么定为香港回归纪念日]7月1日为什么定为香港回归纪念日 香港回归纪念日的来历

导语：每年的7月1日不仅是党的生日，这一天也是香港回归纪念日，在21年前，也就是1997年的7月1日，我们终于收回了香港的主权，因此每年的7月1日就是香港回归纪念日。那么，7月1日为什么定为香港回归纪念日?而不是其他时候收回香港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香港回归纪念日的来历你就知道了。

7月1日为什么定为香港回归纪念日 香港回归纪念日的来历

7月1日为什么定为香港回归纪念日 香港回归纪念日的来历

香港之所以在7月1日回归主要原因还是6月30号香港的租借时间到期了，所以在7月1日收回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政府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双方共同承诺，于1997年7月1日开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当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从此结束长达155年的英国殖民地身份，香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政府首长。

第一次鸦片战争，狂妄自大的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把原属广东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英国得寸进尺，又在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及1898年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和九龙，“租期”99年。一直到1997年6月30日租借到期，1997年7月1日我们收回香港的主权，因此每年年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日就是这样确定下来的。

7月1日为什么定为香港回归纪念日 香港回归纪念日的来历

一个英国人写的香港回归

1982年9月，首相访问北京，标志着正式谈判开始。谈判并不成功。撒切尔夫人还陶醉在战胜阿根廷加尔铁里将军的胜利之中，颇有劲头地提出英国的立场基于确认了英国权益的各项既定条约，问题是中国多年来反复明确表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明显显得异常天真。她在会见邓小平时强调19世纪签订的几项涉及香港的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自然对英国有利。当她的话翻译给邓小平，他反应极为强烈，有很多异常激烈的言辞，乃至无法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保守的《每日电讯报》援引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这次访问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1984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宣称对麦理浩勋爵1979年访问北京时的会谈内容一无所知。这个声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驻北京大使柯利达爵士既参加了1979年麦理浩和邓小平的会见，也参加了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举行的会谈。

从军事上说，倘若中国采取行动，英国无论如何无法抵御。福克兰远征的成功其实非常侥幸，问题是中国并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个荒岛。中国完全清楚自身的权利，联合国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撤消，从法律上承认了中国的权利。

美国的支持是给予英国谈判代表重大帮助的关键因素。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倘若没有美国参与，任何一项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英国与中国谈判之际，英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更何况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正是由于美国支持，福克兰远征虽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联合国没有受到阻挠。为回报美国的支持，日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这个英联邦成员国时，英国保持了沉默。美国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美国在香港有上亿美元投资，务须保护这些投资的安全。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宣布了英国的新外交方针之后，事情就没有多少转圈余地了。1982年秋，双方开始谈判，英国不愿承认恢复中国的主权，谈判陷入僵局。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首相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所致，人们很难相信外交部会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感受。早在1975年，外交部就以务实的姿态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外交部平静地从正式国际条约记录中删除了这些条约。法国人没有效法这个举动，依然认为以往与中国签订的协定有效。按照最恰当的中国习惯，传统程序应该是英国体面地承认这些条约并不存在，双方从清白的历史从头开始。这样，1997年即将到来的紧迫感不复存在，也能照顾到双方的面子，或许还可以做出包括让英国继续管治在内的安排。希思充分了解中国的立场，本来可以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但撒切尔夫人与外交部和希思先生关系不和。

但是，仅仅3年之后，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就使得英国“固守香港”的核讹诈政策遭到致命一击而偃旗息鼓了。

早在1972年12月，中国就明确表示决不接受英国继续对这个殖民地的任何一个部分享有主权。直到1983年6月保守党顺利赢得大选之后，双方的谈判才得以恢复(确切地说，才真正开始)。

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坚韧而耐心的领导下，英国代表团花了一年多时间试图就香港的前途达成协议。谈判并不顺利，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一位代表团成员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1984年12月5日，杰弗里·豪爵士向下院提交协议最后文本，解释了这一年时间的延宕:“香港人民一开始确实希望我们考虑(保留主权)的可能性。”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和杰弗里·豪的热诚支持下——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解决了“大多数关键问题”——1984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已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现有协议，再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是香港历史的现实所赋予的抉择”。

1984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份卓越的文件。退休的前任总督麦理浩勋爵认为:“一个共产党政府承诺维持这块资本主义飞地，这听起来十分怪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确实需要经过极为耐心的谈判。《联合声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这份协定移交了一个人口超过挪威、以色列或爱尔兰的地区，移交不是通过战争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中国在这份协定中承诺保留香港与大陆截然不同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允许香港人享受大陆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