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作品6篇
(1) [杜甫的作品]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诗中常常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他是唐朝著名大诗人,他的诗作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有“诗圣”之称。
杜甫的家庭是书香世家。他的远祖杜预是晋代著名学者、军事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在这样的家庭中,杜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在咿呀学语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古代诗歌,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代乐府。他记忆力特别强,一天能背几首诗。不几年,胸中已装了几百篇诗文。
7 岁那年的一天,父亲教他背诵古代的赋,其中有“凤凰”之名。杜甫早就听说过有凤凰鸟,但就是没见过,于是抬起头来问父亲:“凤凰鸟是什么样的?”父亲告诉他:“这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为凤,雌为凰。它头像鸡,颈如蛇,领似燕,背如龟,尾如鱼。这种鸟不与其它凡鸟为群,是高洁的象征。”杜甫听了深深地印在脑中,过了一会儿他对父亲说:“有志的人也应该像凤凰,对不对。”父亲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说:“对,对。”
“那我就作一首凤凰诗吧。”杜甫说。父亲惊喜地睁大眼睛:“好,念出来我听听。”于是杜甫吟诵起来。诗中把他理想中的凤凰尽情讴歌了一番,最后抒发怀抱:做人一定要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父亲听了非常高兴,从此以后就更加用心培养他了。
到了 9 岁,杜甫已经能写一般常用的字,他常常把自己的得意诗作写给大人们看。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当地诗人聚会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他在场,有时人们还是把他从树上叫下来的呢!当时在长安有一个名人汇聚的中心,那就是歧王的家里,诗人、学者、艺术家常常是济济一堂。最使杜甫难忘的是,他承先辈们的介绍,到过歧王的王宫,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名流,有幸欣赏了名噪一时的歌唱家李龟年的演出。
杜甫 20 岁离家漫游,他游吴越、登泰山、访燕赵,增长了很多见识。他33 岁这一年,在洛阳与另一个诗歌巨子相遇了,那就是李白。他 40 多岁时国家发生动乱,自己也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却用血泪写出千古传诵的诗篇。
(2) [杜甫的作品]杜甫的故事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3) [杜甫的作品]2015浙江高考满分作文--《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点评】“且以作品论英雄”,依靠作品,作者或许不朽;但流传下来的,终究是“不朽的作品”而非“不朽的文人”,表现出对论题的到位把握,又体现出对内涵的深入思考,视角极其巧妙。杜工部的忧国忧民之心与发自肺腑之言的千古绝句,令我们肃然起敬;但莎士比亚的敛财如命与《威尼斯商人》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同样能让我们汲取正能量。行文充满理性思辩,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4) [杜甫的作品]好句:描写“雪”的古诗句精选(一)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唐·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
轩辕台:相传为黄帝擒蚩尤之处。
唐·李白《北风行》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回风:回旋的风。
唐·杜甫《对雪》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指直:手指僵直。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云晴鸥更舞,风逆雁无行
无行:不成行列。
唐·杜甫《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
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
唐·杜甫《公安县怀古》
斜阳疏竹上,残雪乱山中
唐·韩
(5) [杜甫的作品]他,不普通
唐朝时期,有位诗人书写悲苦民生、感慨人世沧桑,名垂青史,被后人赞美为“诗圣”,他便是杜甫。
正是桃花一簇开,黄鹂鸣翠柳的时节,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长安城,望着眼前罕无人烟、城春草木深的景象,终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感慨昔日都城的繁华与活力被那战火硝烟毁于一旦,忧国忧民的情绪一齐爆发,想必当时定是泪空流、青衫湿。
又是一年秋日,杜甫还是身居茅庐、食不果腹,南村群童欺他老来无力,想教训他们却已是唇焦口燥,倚仗叹息。看到雨脚如麻未断绝,床头屋漏无干处,却无能为力,只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却转念一想,现在正是时局混乱,实现这个愿望似乎是一纸空谈,便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来换得眼前突兀见此屋。他面对贫苦,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千万寒士,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苟且偷生,有谁像他一样同情百姓疾苦又无比热爱百姓呢?微乎其微吧!
官军收了河南河北,安史之乱也终于结束。剑外忽传收蓟北,他初闻时便早已泪满衣裳。七年啊,七年的苦难也终于过去了,七年间的忧愁也随着这个消息烟消云散。他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是啊,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开怀大笑,看见妻儿往日的伤愁也不复存在,便是漫卷诗书,欣喜若狂。他只想纵酒放歌,起身直奔洛阳,伴着美丽的春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白发老人在木船上喜极而泣。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那日便是归年啊!
细草微风,危
(6) [杜甫的作品]2015浙江高考满分作文: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